1957年后，由于各种政治运动和学术批判风起云涌，汤一介也被投入其中。1957年初，北京大学召开了“中国哲学史座谈会”，他写了一篇文章《谈谈哲学遗产的继承问题》，这是汤一介在中共建政后发表的第一篇论文。

1958年后，汤一介受到“反右倾运动”的冲击和打压。

1966年，“文革”开始，汤一介被终止讲课资格，下放干校。

1973年，汤一介加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即“梁效”），曾任材料组组长。

“文革”结束后，汤一介因为种种原因，接受审查。

1978年，时年51岁的汤一介被彻底平反。

1980年，53岁的汤一介恢复了讲课资格，教授《魏晋玄学与佛教、道教》。

1981年，汤一介发表了《论中国传统哲学范畴体系诸问题》，率先打破“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互相对峙的陈旧思想，提出认识发展史来看待哲学问题。

1983年，汤一介任美国哈佛大学访问学者。汤一介参加了在加拿大蒙特利尔召开的第17届世界哲学大会。

1984年，大陆地区第一家民间学术团体“中国文化书院”成立，汤一介任院长。

1997年，汤一介赴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主讲“钱宾四先生学术文化讲座”。

2002年10月，汤一介向北京大学学校领导提出编纂《儒藏》的构想，得到了张岱年、季羡林的鼓励和支持。2003年教育部批准立项，北京大学整合文科院系的力量并联合有关高等院校和学术机构，正式启动了《儒藏》工程。汤一介任《儒藏》首席专家，另外有日本、韩国和越南等国家的学者一共500人参加编纂。

2010年6月29日，北京大学儒学研究院成立，汤一介出任院长。

2012年，获得第一届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

2013年3月14日，汤一介主编的《中国儒学史》获北京市第12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特等奖。

2014年5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北大人文学苑，和87岁的汤一介先生促膝交谈，了解《儒藏》编纂情况。

2014年9月9日晚8时56分于北京逝世。国家领导人习近平、李克强、俞正声等送花圈悼念，北大校长王恩哥、哲学家李泽厚等均送来花圈或花篮悼念，灵堂摆有汤先生著作供人翻看。

2014年9月15日，汤一介的遗体告别仪式在八宝山殡仪馆举行。少林寺方丈释永信在内的上千位社会各界人士专程赶来送别。

汤一介子承父业，和父亲汤用彤共同筑建了魏晋玄学的理论构想，这被看作是汤一介重要的学术成就之一。汤一介通过研究魏晋玄学的体系，找出魏晋玄学的内在逻辑、发展理路，突破了前人的研究方法，是对汤用彤魏晋玄学研究的补充。

汤一介尝试中国哲学的历史发展从总体上提示出其概念、命题和理论体系。在《论中国传统哲学范畴诸问题》中，汤一介讨论了中国哲学的概念范畴问题，并为中国哲学建构了一范畴体系。在《论中国传统哲学中的真善美问题》一文中，汤一介提出中国哲学常以三个基本命题来表达他们对真善美的观点，这就是“天人合一”（讨论“真”的问题，即宇宙人生的根本问题）、“知行合一”（讨论“善”的问题，即做人的根本道理）、“情景合一”（讨论“美”的问题，即审美境界的问题），而“知行合一”与“情景合一”这两个命题是由“天人合一”展开而对宇宙人生不同侧面的表述。在《再论中国传统哲学中的真善美问题》一文中，汤一介把中国哲学中的三大哲学家与德国古典哲学的三大哲学家做了对比，借此说明孔子、老子、庄子真善美问题上的不同，同时也说明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在这个问题上的不同。

由于中国哲学以“天人合一”为基础，因此无论是儒家、道家还是中国化的佛教宗派都是以“内在超越”为特征的哲学体系，这和西方哲学（包括基督教哲学）以“外在超越”为特征很不相同。“内在超越”可以说是中国哲学的宇宙人生论。“知行合一”在中国哲学中虽有认识论的意义，但从根本上说它是一个伦理道德问题。因此，在中国哲学中“知”就不仅仅是“知识”的问题，而且是“良知”的问题（知道什么是“善”，什么是“恶”，如王阳明说“知善知恶是良知”）。“知”必须“行”，中国哲学史中的哲学家大都有很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他们的理想是“内圣外王”，“圣人”（即道德高超的人）最宜于作“王”（最高的统治者），这可以说是中国哲学的道德教化论或者说是一种政治哲学。在《论儒家的境界观》这篇文章中，汤一介提出：“内圣外王”之论虽有可取之处，但其弊病也非常明显，即会走向泛道德主义和重“人治”轻“法治”的道路。

1949年以后，全面学习苏联，特别引进了苏联的哲学，当然文学也一样引进了。对中国的传统文化进行了全面的清算，一直到“文革”。其破坏程度是极大的。孔孟、老庄、程朱陆王等全被否定批判。旧的文化、旧的道德全被破坏了。改革开放虽然对纠正左的思潮起了积极作用，但态势未能根本扭转。

从历史上看，曾经吸收了佛教，吸收佛教使中国文化有了很大的发展，这是有目共睹的。没有佛教的传入，就不大会有宋明理学的出现。看待西学的冲击，一方面看它的破坏作用；另一方面，正是由于西学的冲击，它刺激了我们，使我们反省，反省我们自己的缺陷，反省他们好的东西并用来充实我们自己。我们一方面要弘扬自己的传统文化，另一方面也要时时地吸收其他文化好的方面。

受到研究西方解释学的启发，在1998年汤一介就提出能否创建中国的“解释学”的疑问，以此开启他对中国“解释学”的探索。

汤一介提出，比之西方，中国有更长的解释经典的历史，其时间至少可以上溯到战国时代。但我们至今还没有一套自觉地把“解释问题”作为研究对象的理论体系。于是，其后的两年，汤一介为此陆续发表了《能否创建中国解释学》、《再论创建中国解释学问题》、《三论创建中国解释学问题》和《关于僧肇注〈道德经〉问题——四论创建中国解释学问题》等四篇论文。在这几篇论文当中，他提出在创建中国解释学，必须对中国注释经典的历史做一个系统的梳理，还要搞清楚经典的注释中“文字学”、“考据学”、“版本学”、“目录学”等在解释经典中的定位。

面对质疑，汤一介通过大量的中西方哲学对比，与当时学界主流认为“已经有了西方的解释学，没有必要创建中国解释学，不必跟着西方的学术路子走”的说法进行抗辩。

20世纪90年代，针对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汤一介先生提出“和而不同”对当今世界、人类发展的重要意义，认为21世纪人类社会面对的主要问题是“和平与发展”，这就需要调整好不同文明传统的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族、地域与地域之间的关系，而中国古已有之的“和而不同”可以作为全球伦理的一个原则，为解决这两大问题作出贡献。

汤一介在《“和而不同”原则的价值资源》中说明：“在不同文化传统中应该可以通过文化的交往与对话，在商谈中取得某种共识，这是由‘不同’达到某种意义上的‘认同’的过程。这种‘认同’不是一方消灭一方，也不是一方‘同化’一方，而是在两种文化中寻找某种交汇点或者是可以互补的方面，并在此基础上推进双方文化的发展，这正是‘和’的作用。”

《我们三代人》，2016年1月由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出版。

汤一介，从小深受父亲的影响，对传统文化接触很早，并且有着比较深入的思考。1946年夏，汤一介参加了大学入学考试落榜，进入北京大学先修班学习。1947年夏天，汤一介再次参加大学考试，考入了北京大学哲学系。进入大学后的汤一介，心无旁骛，专心致力于哲学。汤一介爱书，有一些书对他的一生产生了深刻影响。多少年后，汤一介这样回忆道：“在我读了《绞刑架下的报告》后，似乎精神境界有一个升华，可以说我有了一个信念，我应做个热爱生活、热爱人类的人。在这几十年的生活中，在各种运动中我整过别人，别人也整过我，犯了不少错误，对这些我都自责过，反省过。但我在内心里，那种伏契克式的热爱生活，热爱人类的情感仍然影响着我。人不应没有理想，人不能不热爱生活。”

1949年前，汤一介学习哲学，除了家学的影响之外，更多的是想去寻找真理、探讨人生的意义。19岁时汤一介曾经写出了《论善》《论死》《论人为什么活着》几篇文章，表达了自己的思想观点，显露了作为哲学家的才华。

1949年以后，汤一介的思想里有了一种错觉，他认为真理并不是太遥远，他完全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1949年5月，汤一介参加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同年11月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那时他的希望是“自己能像伏契克那样，热爱生活、热爱人类、热爱自己的理想事业”。

“文化大革命”开始之后，汤一介和冯友兰等北大哲学系的教员都遭受批判，但当时的汤一介并没有质疑这场史无前例的运动。

1973年，清华大学做了一个“林彪与孔孟之道”的材料，送给了毛泽东。毛泽东看了之后就说不好，说清华是理工科学校，不懂这一块，要求找一些北大的老师来整批林批孔的材料。当时就把冯友兰、周一良、汤一介找去了，这就是当时“批林批孔”和“梁效”，即“两校”的由来。1974年初，批林批孔材料小组定名为“清华大学、北京大学批判组”。批判组以“梁效”（即“两校”的谐音）笔名在中央媒体发表铺天盖地的大批判战斗檄文。“梁效”分为写作组、材料组。后从材料组再分出一个注释组，组员有冯友兰、周一良、林庚、魏建功等学界名人，主要任务是为毛主席注释诗词，负责写作组的文章“把关”。据统计，“梁效”共撰写文章219篇，发表181篇，其中《孔丘其人》、《从〈乡党〉篇看孔老二》、《研究儒法斗争的历史经验》、《有作为的女政治家武则天》、《教育革命的方向不容篡改》、《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等代表作三十多篇成为当时圈定的学习文件。由于文章包含着毛泽东及文革小组的“意见”，因此，文章一经发表，全国各地大小报刊必在显赫位置先后转载，故有“小报抄大报，大报抄梁效”的说法。

汤一介是材料组组长，负责编《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之二），供进一步深入批林批孔用。到了“梁效”写作班子最鼎盛的九小组时期，汤一介负责的小组也主要侧重哲学史。

1976年10月10日，随着四人帮隔离审查，中央下命令查封“梁效”，在1983年开始的整党中，“梁效”成员汤一介被定性为犯一般性错误。

2006年，78岁的汤一介在接受采访谈到自己“梁效”岁月时，执意在记者的文稿上补充写下了一句话。这句话是：“我错了，我要深刻反省。”

1949年，汤一介认识了乐黛云，这位后来在中国比较文学界举足轻重的学者。对于汤一介来说，她是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人物。

乐黛云和汤一介结婚50多年来，历经坎坷，却不离不弃。反右时，乐黛云被打成右派，汤一介给中文系打电话为她辩护，被认为划不清界线。“文革”中汤一介被打成“黑帮分子”关在哲学楼，乐黛云每天晚上坐在哲学楼楼梯上等他回家。

在性格上，汤一介较内向，乐黛云较开朗；汤一介受儒家影响较大，做事讲究规范，有条理，乐黛云比较喜欢道家，听其自然，做事大而化之，两个人互补。在治学上，汤一介古代文化基础好，有家学渊源，乐黛云外文好，接受新思想、新信息多，两个人也是互补。两个人有共同的理想，都想做些对社会有益的事，都喜欢帮助别人，都喜欢看文学书、听西方古典音乐。他们共同出了一本随笔集，是“连理丛书”中的一种——《同行在未名湖畔的两只小鸟》，在广阔的天地里，他们比翼齐飞。

汤一介曾获得很多美誉，哲学巨匠、儒学泰斗、国学大师等等。对此，他同已故学者季羡林一样，坚辞拒绝。按常规理解，人们认为这是学者的谦虚谨慎使然，继而非要把这一顶顶大帽子强加于他。事实却证明，汤一介说的是真心话。在汤先生看来，不仅他不是大师，这个时代也没有大师。他在《汤一介传》中说得很清楚：“我说现在没有大师，是因为还没有一个思想体系被普遍接受，还没有出过一本影响世界的划时代著作。”他认为，20世纪后半叶的学术氛围不够自由，把思想禁锢在一个框框里边是不能产生划时代的著作的。

汤正谊：自号引轩，亦称引轩公，汤一介的太祖父，一生都在黄梅乡下勤勤恳恳做教书匠，其最引以为豪的是教出了3个进士，而其中的一个就是汤一介的祖父汤霖。

汤立贤：字谦吉，号莘夫，汤一介的曾祖父，虽只做到相当于知县师爷职位的差事，却也是非常注重学术之人，并曾力助当年湖北省总督胡林翼治理水患。

汤霖：字崇道，号雨三，汤一介的祖父，道光庚戌年（1850年）出生于家乡湖北黄梅，光绪十六年中进士，做过几任知县，后多任甘肃乡试同考官，并于1906年与陈增佑等合办甘肃省优级师范学堂，殁于民国三年（1914年），享年六十四岁。其为汤氏家族留下了“事不避难，义不逃责”的家训。

汤用彬：字冠愚，汤霖的长子，汤用彤的兄长，汤一介的伯父。早年考上清朝举人，历官陆军部主事，湖北省参议会秘书长，湖南都督府秘书长，交通部参事上行走，第一、二届议员，执政府机要秘书，善后会议专门委员，国史馆协修，国务院国史编纂处长。著有《新谈往杂著》十种，《河翔览古诗辑》八卷，《燕尘拾遗》、《新京明绩考》、《北洋军志》等。

汤用彤：字锡予，汤霖的小儿子，汤一介的父亲，1893年出生在甘肃省渭源县，1908年入北京顺天府学校，1911年辛亥革命后考入清华学堂，1918年赴美留学，先在美国明尼苏达州汉姆林大学，1919年转入哈佛研究院，1922年由美国回国后，一直在大学教书办学。1931年应胡适之聘到北京大学做教授，后任北京大学副校长。以后一直没有离开北大，直到1964年在北京逝世。

“汤一介为人谦逊，对人随和。他继承了中国传统道德，宽厚诚信，不怕艰苦。生命中经历的那些坎坷挫折自不待言，但他始终以宽容心对待所有的人和事，始终认真扎实地治学。而在学术上，他高屋建瓴。此前我国只有道藏、释藏，并无儒藏。而汤先生意识到这一点，便组织编纂，耗费毕生精力。身体力行把中华文化传播到国外，让越来越多的人喜欢并了解中国文化。”（北大教授 彭燕韩）

“汤先生不喜欢让人称他为大师，我们叫他大先生，是因为他让我们找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根，他引领我们‘回家’。”（中国文化书院院长 王守常）

“汤一介先生是用生命做事的人，他的贡献不在于自己做了什么，而在于开风气之先，引领学术旗帜。”（《儒藏》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 魏常海）

“汤先生是一位有国际视野和前瞻性的学者，不但对中国思想研究深入，更对西方文化有着包容和理解之心，是个现代的开放的有思想的谦虚的学者。”（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奥地利籍教授、汤一介奥地利籍学生 雷立柏）